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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朗宓榭谈中西方命理学

时间:2014-10-25 21:41 来源:中国风水学院 作者:中国风水学院 点击:

    内容摘要: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、德国埃尔兰根-纽伦堡大学教授朗宓榭(Michael Lackner)教授一直在从事一项很有趣的研究中西命理学的比较。这次借着他来复旦大学参加光华人文基金高端讲座的机....




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、德国埃尔兰根-纽伦堡大学教授朗宓榭(Michael Lackner)教授一直在从事一项很有趣的研究——中西命理学的比较。这次借着他来复旦大学参加光华人文基金高端讲座的机会,记者采访了他。朗宓榭教授指出,科学对生命有价值,但是科学不能满足生命所有的要求。这是他对命理学感兴趣最重要的原因。





中国古代星占方位图


记者:中西方的命理学都有悠久的历史,也各具特色,您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中西方命理术的大致分类和异同?
 

朗宓榭:我们先从星相学开始谈。中西方都有星相学,但是它们起到的作用、 扮演的角色却不同。星相学在中国最重要的作用是为政治服务,星相学家像帝王的大臣一样。在西方,星相学偶尔也会为政治服务,但是个人的星占非常普遍,它更多时候是被个人所使用。这是中西星相学最大的差异。
 

星相学的技术本来是古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发明,几个世纪以后传到西方,然后又传到印度,然后有部分内容传到中国。台北“中央研究院”近史所的一名研究员张哲嘉做了一个重要的研究,他认为中国传统星相学有不少方面都受到印度的影响。这只是从技术角度对星相学做研究而得出的其中一个结论,并不能说印度是所有星相学的鼻祖。
 

 在预测学中,抽签、掷骰子这种方式运用得十分普遍。古希腊会用抽签的方式,中国的《周易》也有类似的方法。但是《周易》的占卜技术要发达得多,而且属于高级文化。中西最大的区别在于抽签(占卜)的方法不同,在于这种方式服务于怎样的阶级层次。在古希腊和古罗马,基本上是低阶层的老百姓在抽签,大部分是佣人、奴隶在使用,皇帝以及精英知识分子不搞这些活动。土耳其保存了一些古希腊时期的寺庙,你能够看到当时他们提出了什么问题,收到了什么回答。当时都是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、层次比较低的老百姓使用这种占卜方式。反过来看,《周易》 作为五经之一,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。这在西方是完全没有的。
 

在中国,八字算命非常普遍。算命从唐代就有了萌芽,宋代开始得到普及,宋代出现了“子平之术”。中国的八字算命和西方的星占学最大的差异,在于中国对人的命运的测算以生辰八字为准,不看天文,只看时间。每一时、每一刻有一个特定的数值。根据这些数值换算成八字、天干、地支等各种东西来综合分析一个人的命运。这是一种根据时间的数值进行的占卜。这也是中西方命理术的一个差异。
 

记者:您曾谈到,中国古代的预测术以计算为基础,西方的预测建立在先知的基础上,是口述文化。但我们知道,中国也有很多先知式的预测,如扶乩、占梦、巫术等,也算是比较主流的。西方有以计算为基础的预测学吗?
 

朗宓榭:有的,像占卜也是以计算为基础的,但是不太发达,可能有社会意识的原因。在古希腊、古罗马,占卜活动主要是在老百姓中流行。古代西方最重要的先知是德尔菲神庙中的女祭司皮提娅。她会被太阳神阿波罗附体,周围有一些辅助者来翻译、解释她被“附体”的时候说出的非常奇妙的语言。当时所有的古希腊、古罗马的名人,包括他们的国王,都会去德尔菲神庙。这是精英文化中很突出的现象。
 

反过来看中国,我完全同意这些现象很普遍,有萨满、巫师、扶乩,但还是位于一种非主流边缘地带。所以,在我看来,中国的先知式预测还是一种边缘现象。
 

基督教的预测术也是以先知为主,耶稣本来就是先知。《旧约》里提到的耶利米等,都是先知。但是对基督教影响最大的是《新约》启示,它和中国的《周易》是差不多的地位。一直到中世纪末、近现代的那些先知,包括当时美国所谓的先知都依靠《新约》的启示。这方面的传统很长。虽然西方有星占学,星占学是完全以计算为基础的。但是影响最大,达到《周易》在中国的地位的,还是先知式的预测术。这是我个人的看法,还有待进一步验证研究,但我想还是有些道理的。
 

记者:命理学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自由的命运的认识上,西方基督教文化中,上帝是无法捉摸的,只能猜测;而中国式的主宰者更接近于天道,所以孔子说“天何言哉,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”,似乎是有迹可循的规律。您觉得这对中西方命理学的差别有影响吗?
 

朗宓榭:有影响。这涉及西方神学的超越性,当代新儒家也讲内在的超越。在西方人看来,在宇宙的上面还有上帝。上帝不依赖宇宙的规律,上帝自己制定了这些规律,但是每时每刻都可以改变。人类无法准确揣度上帝的心思,上帝想做什么人类无法计算。而且计算推测上帝的想法,有可能涉及原罪,要背负着一种道德负罪感。西方人认为还是不要犯罪了。另一方面,上帝送给人类这种类似礼物的意志自由,让我们不要超过它的意志。
 

传统中国没有至高无上的上帝,只有神,而这些神都服从宇宙的规律。所以中国人可以用计算的方式来考察这些规律与个人的关系。这方面又涉及一个道德的问题。人一旦了解了宇宙的规律,就能提高自己的道德感。按照朱熹的说法,占卜也有好处,这种好处不仅在于能够知晓个人命运,也在于因我对宇宙的了解而提升了自身的道德地位。


当时西方也有不少人,包括教皇,非常相信和依赖测算,但是他们要背负良心的压力。
 

记者:中国和西方的预测体系背后,都有您所说的决定主义的价值观和宿命论的影响吗?这两者有什么不同?
 

朗宓榭:中国宿命论最典型的代表是汉代的王充。他完全否定占卜和预测等技术的合理性,除了相面。他认为宇宙是无法预测的,在他的观念中没有上帝的看法。他强调遇会,放大偶然性。这种偶然性是预测不了的,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。但是恐怕除了王充,也没有多少人赞成宿命论。
 

在我看来,宿命论和决定主义最主要的差别在于,决定主义能让人们认识到我们的知识有限,但决定主义并不排斥人类测算自己的命运。因为我们承认自己的知识有限,达不到认识的最高层次,但是在这些有限的知识里,我们能够根据一些现象,多少猜出我们的命运。宿命论则不管这些,对技术预测是绝对否定的。
 

命运虽然不在自己的手上。但不管是西方的决定主义还是东方的决定主义,都不完全排斥人类对命运的测算和占卜。就像中国人说的“尽人事而听天命”。
 

记者:马克斯·韦伯所谈的新教伦理,强调天职,强调人间的事功,与中国的各种劝善书和功过格等,是否都暗含着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变命运的方法?
 

朗宓榭:是有这个意思,而且他的分析很深刻,尤其是对加尔文教的分析。加尔文教回溯到了奥古斯丁,完全简化了自由意志。像奥古斯丁以后的天主教的一些大师,他们慢慢地承认了自由意志,特别是耶稣会士。
 

但是马克斯·韦伯对中国的道教有很多批评,因为他阅读的原始材料是荷兰人哥罗特写的,书中对道教神秘的宇宙观有很多介绍,所以韦伯对中国道教这种神秘的宇宙观就产生了一些偏见。
 

道教早期的赎罪、忏悔都是这样的东西。儒家也有类似这样自我批评的东西。每天都自我反思,我的待人接物的态度如何,我有没有犯什么错误,我有没有对别人做什么不好的事情?
 

记者:您说星相学是中西方的大学问,但在西方,星相学是被看作“推测”或概率的学问。中国的星相学更强调天人感应。我们都会联想到李约瑟难题,您是否在暗示西方的星相学更容易启发西方近代科学?
 

朗宓榭:我们都知道概率这种规则是十八世纪的发现,是数学家高斯的发现。这是跟赌博有关的一个现象。我本人没有研究过,但是有不少学者在研究中国数学史,对于中国数学中有没有发现过概率有不同的意见。很多人表示怀疑,但是还有不少人认为宋代、明代的数学著作中,学者会利用占卜中的例子来表示一种数学规律。只是这个倾向并不是那么普遍。
 

但是星相学与概率和推测好像没有什么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在经验方面,按照星相学的理论,对某个行星的测算应该不是依据概率的规则来进行的。这方面我还得继续考察。
 

所谓的李约瑟难题,关键在于我们给科学下怎样的定义。如果是从系统性的角度来看,那么算命术都有系统性,而且是非常复杂、非常发达的系统。《周易》的系统就非常发达。最发达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八字算命。你可以否定八字算命的原则、出发点和前提,但是我们没法否定它们的系统性。我在演讲中提到的大阿尔伯特,试图把星相学放在科学体系之内,一直到西方的启蒙时代都是普遍承认的。对科学应当作一个“特性”的定义。预测属于知识史,当然也是科技史的一个部分。比如天气预报虽然常常出错,但是它也有自己的一套系统。另外一方面,科学的定义是靠经验性,八字也是靠经验的,就是华人生活的经验,星相学也一样。科学的第三个特性是重复性。科学应该是可以重复的。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, 医学不完全是科学。所以预测学不是那么简单的,有一些因素符合我们现代的科学定义。对科学我们应该重新下定义。
 

记者:您认为西方的预测学在基督教普及之后,不再具有主导地位,您为什么又说中国的预测学在主流与残余之间徘徊?我们知道,直到晚清,扶乩术、堪舆术在知识分子中仍然很流行。
 

朗宓榭:到清末民初,很多知识分子并不相信预测术,但仍会进行占卜。最典型的例子是严复。严复的宇宙观完全是从西方学的。但从严复的日记中我们得知,他每周都会根据《周易》卜卦,问自己的身体和财运等等,什么问题都问。而且他在占卜的时候会在日记中留下一段空白,事后来看他自己算得准不准。中国知识分子把现代的宇宙观与他们日常生活的实践分开。一直到现在,很多知识分子把他们的宇宙观放在一个地方,把他们日常生活的实践放在另外一个地方。但其实这两者是分不开的。我们研究的时候把这两种现象和态度融合在一起,从宇宙观看实践,从实践看宇宙观。
 

基督教兴起之后,也有这样的问题,有些教皇很喜欢占卜等测算命运的方式。但是到了启蒙时代,就完全不同了。启蒙时代有了对迷信、宗教的定义。一些法国的、德国的启蒙代表人物认为宗教代表迷信,同时完全排斥这些测算命运的方法。现在的西方人有一派相信末世、相信命运,另外一派是非常理性的。西方的主流还是理性的,中国也是如此。比如民 国的陈 独 秀就完全排斥这些东西。在二十世纪排斥这些东西成为一种主流,但是这类实践也不会完全取消。
 

记者:您说风水、堪舆是中国独有的预测术,西方则没有,这是为什么?
 

朗宓榭:可能有不少原因造成的,但我只能说有这个现象给我很奇怪的感觉。中世纪西方有一些星相学家用星相学来卜定位置或者盖房子等,不是使用风水、 堪舆的方法。越南、韩国等东方国家都有这种风水、堪舆的传统。堪舆、风水这些技术都是由研究阴宅的方法发展而来的。中国重视堪舆,很可能与重视祖先崇拜有关。
 

记者:能介绍一下现在中西方流行的预测术吗?您大概知道,中国的年轻人很热衷星座。
 

朗宓榭:我可以开玩笑地说,星相学可能是西学东渐的最后一样东西了。从清末以来,中国对一切西学都是拿来主义的态度,最后一个就是星相学。二十世纪想保护古代术数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类似的现象并不清楚,所以他们都强调科学主义,甚至连算命先生都应该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。按照最近的调查,三十五岁以下的中国年轻人,大部分都相信星相学。在西方,我没有调查数据,但是一般的报纸上也经常出现星相学的内容。这些是很好玩的东西。但不要忘记,占卜术和“玩”这个概念关系很密切。你可以不百分之百地相信,但是你可以玩,可以给你一个心理暗示。按照我的理解,恐怕现在星相这些东西在中国比在西方更加流行。
 

记者:启蒙时代以来,世界进入马克斯·韦伯所说的“祛魅”时代。如今,科学如此兴盛,却有大量的人相信命理学、预测主义等传统的东西,您说希望从中国的预测学中找到解决西方科学预测失灵的局面,是不是意味着会有“复魅”时代的来临?
 

朗宓榭:这个也很难说。我们现在慢慢意识到,纯 粹的科学主义是不能成功的。本来科学是帮助人们实现更好地生活的,可是科学也会成为人类迈向好生活的一个障碍。不过,完全离开科学是不可能的。“袪魅”是应该的,但是在中国太彻底了。在中国的一些启蒙,大跃进和“文革”就很激进、很极端。我们怎样找到一个中庸之道?这是最大的问题。我研究的目的是对人类知识部分做一个反思。为了避免完全“复魅”,回到原始社会的一些东西是不可能的。我无法提供什么方法,我不考虑具体的实践,但我希望能对这些知识做一个反思,要合理地对待这些现象。
 

科学对生命有价值,但是科学不能满足生命所有的要求。我不想回到黑暗时代,但是我也相信科学主义是过分的。我知道中国现在有“工业党 ”和“情怀 党”之争,西方在二十世纪初一直到五六十年代都是这样的争论,可以说是两种极端主义。欧洲的绿党最初也是这样,对环境表示一种关心。
 

(东方早报黄晓峰采写,实习生周雨对本文亦有贡献) 来源: 东方早报(上海)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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